数据显示，近三年，我国可量化措施降低物流成本分别为558亿元、882亿元和981亿元。如果多措并举，实现降低物流成本1209亿元的预期，将为相关行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，也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。
近年来，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虽然持续下降，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，仍相对偏高。提高物流效率、降低物流成本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其实我国物流成本偏高，既有发展阶段等结构性因素，也有物流运行效率的因素，更有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审批等因素。其主要表现有三。一是设施衔接不够，标准化程度低。各种运输方式长期处于独立发展中，铁路、公路、港口、航空枢纽等整个集疏运体系缺乏统筹规划，运输工具及装载器具标准不一，普遍存在着衔接不畅、转换不便的情况。二是运行环节多，费用层层加码。运输方式之间和区域之间隐性壁垒仍然存在，各自为政、自成体系，货物倒装周期长、次数多、货损大，短途接驳率较高。三是信息互联滞后，交易成本高。行业集中度低，供需主体分散，企业获取信息成本大、时效性差。
要想让我国物流成本偏高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，主管部门应主动出击，力争通过三年努力，实现运输结构更优、运输效率更高、物流营商环境更好、物流链上下游衔接更畅，逐步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，增强物流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。同时，要通过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，实现物流各环节的良性循环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新动能，降低物流成本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必须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多措并举，打好降本增效的“组合拳”，这样，才能为服务实体经济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支撑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降低物流成本的过程中，既要坚持“降费”先行，实实在在减轻企业负担，又要着力解决物流运行的深层次问题，通过“增效”注入持久动力。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不少降低物流成本的措施，但一些领域的政策障碍依然存在，制度性费用仍然有待降低。同时，作为我国转变政府职能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“牛鼻子”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对于交通运输降成本、补短板、强服务、优环境、增动能有着积极作用和长远影响。把这项工作落实好，既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服务群众和企业，也有利于放权于市场和社会，激发企业组织创新、管理创新，促进经济运行降本增效。此外，规范涉企收费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，能够从源头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为企业和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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